每个人天生都有追求快乐的能力，追求快乐也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本能倾向，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没有快乐那还会有什么意义。但确实，很多人天然存在的追求快乐、享受快乐的能力被严重的干扰了，追求快乐的行为会让他们产生心理冲突：一方面需要它，另一方面反对它。 

比如，有些人无法投入地玩乐，玩让他们感到罪恶。严重一点的，哪怕是去运动一下，或者散个步，跟朋友聊个天，这些在医生建议下有助于心身健康的行为，都会让他们产生心理抵触。这些人内心总有强烈的紧迫感，每天脑海里悬挂着诸多待解决的任务，如果有幸完成了任务，放松才被允许，如果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放松，便会陷入持久的心理冲突中。有时候，在这种心理冲突的作用下，本来具有放松意义的玩耍变成了另一件强迫性的任务：不断地玩耍，明明很痛苦了，想结束了，但仍然会继续玩下去。此时，我们不得不去猜想，这种玩耍已经变成了一种自我惩罚——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对自己施加的惩罚。 

人只有在安全放松的情况下才可以投入的玩耍。在婴儿依恋的研究中，那些不安全依恋的小孩，只有在母亲在场的情况下才可以去玩耍，即使在玩的过程中，他们也会时不时地看看母亲在不在，他们被一种母亲会不在的恐惧所左右着，这种恐惧阻碍着他们去享受游戏。而安全型的儿童在母亲在场的情况下，会投入于玩耍，玩好之后才会跑过来跟母亲亲近或交流一下。在母亲不在场的情况下，安全依恋的儿童仍然在较长时间内继续投入地玩耍，而不安全依恋类型的儿童，则会放声大哭或者心不在焉，根本无法开心地玩耍了。 

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，那些无法投入玩的人，或者对玩耍施加了诸多限制的人，内在存在着强烈的不安。这些人之所以要完成一项又一项的任务，其实是寻求安全感的操作：完成了任务，才能给予他们安全感，因此才可以放松和玩耍。任务处于未完成状态，内在的不安会被激活，在这种不安的驱使下，他们根本无法去享受快乐。

 为了应对内心深处的强烈不安，有些人会试图实现很高远的目标，诸如建构一个哲学体系，成为国家的上层领导，建立最伟大的企业，或者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达到最优等等，在这些目标的压力之下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，诸如聊天、吃饭、走路、按别人要求做事等等，都成为了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与目标实现相冲突的事情，即使他们在做这些事情，也是被迫的，无奈的，不快乐的。这些人始终被内在的缺陷感所左右着，不断地要自我增殖，每次停下来放松，都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和罪疚。内心深处无所不在的压力感受，让他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平凡的乐趣。

 以上从安全感角度做了一个解释，下面从父母对孩子影响的角度做一个理解。 

我发现很多父母，特别是那些经济状况不太好的父母，夫妻关系糟糕的父母，经常是愁眉苦脸，心情抑郁。由于内在的压抑，这些人对于生活过度严肃，每天都心情沉重地忙于生计，他们也希望孩子早点“懂事”。比如，父亲回到家，看到孩子在看电视，就会板着个脸一脸不高兴，如果看到孩子在做作业，就表情松弛和蔼。假设这样的情景重复无数次，那么孩子当然会习得这样的信念：追求快乐是不被允许的，只有认真严肃地做作业，父亲才会对我满意。每当做那些快乐的事情时，父亲那种严肃的表情就会无意识地呈现，也许没有清晰的画面，但那种压抑的感觉还在，此时，罪恶感就产生了。父亲作为一个对快乐禁止性的形象，干扰了这个人追求快乐的能力。

 “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快乐着你的快乐”，孩子的悲伤需要被父母所理解，孩子的快乐也需要被父母所共鸣。当孩子骄傲地向父母展示其新搭好的玩具，或者快速又结巴地向父母分享他当阅读到的有趣故事，如果父母能够开心的共鸣着孩子的快乐，那么这种共鸣的态度会激发孩子追求快乐的行为，并体验到充分的满足——这样的孩子具有享受生活的能力。相反，抑郁的父母面无表情，挑剔的父母不断地指出了孩子的发音错误并加以责骂，久而久之，追求快乐不免要跟惩罚或罪恶感联结在一起了。那么这些人可能会有两种极端的态度：时而过度严肃，时而放纵自己。无论是严肃，还是放纵，都不是在享受生活，里面存留着很多对自己的破坏性东西。

 很多人“有福不会享”，什么兴趣爱好都没有，整天要么是工作，要么就是学习，而缺乏生活乐趣的空间。生活对他们来说，是一项又一项待完成的任务，他们总是被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左右着，无法放下它们而快乐地玩耍。生活中长久没有快乐的体验，抑郁就会来敲门。这些人需要经历自我成长，让自己逐渐地获得安全感，从那些严肃的事情中走出来，去享受事件本身。也需要跟那个对于快乐的禁止性形象做一个和解，走出它的控制，认同那个快乐玩耍的自己。

（俞林鑫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