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爱之深则恨之切，当一个你深爱的人不能够回馈同样的情感时，人便会失落甚至愤怒。两年前有一次我送儿子回奶奶家住了一段时间，当一星期后我去接他时，他回避我，害怕我。一星期前我是那个让他最喜欢的人，一星期后我却变成了一个让他最害怕的人！也许在他内心，因我的离去而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愤怒，这种愤怒被投射到我的身上，或者由于担心被我惩罚，于是对我产生了害怕。直到一天之后，他才突然又喜欢我了，在我身上他完成了爱恨转化的过程。

回顾人类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：有些统治者在生前获得了至高的荣誉，被万人爱戴敬仰，但死后却遭受到疯狂的攻击，民众对统治者的态度也有一个爱恨转化的过程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无论在经济上，还是在军事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，还是在军事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，还有中国的毛泽东，在生前享有无上的荣誉，做出巨大的贡献，但在死后却逃脱不了被一些人丑化的命运。即使不是那些曾经为万人敬仰的政治家，就算是一个体育明星，也会有类似的从疯狂崇拜到愤怒敌视的转变现象。球星罗纳尔多两年前宣布退役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球迷们对他的愤怒。由于他表现不佳，球迷们有了很多暴力性的抗议。在退役前的解放者杯资格赛中，在科林蒂安客场两球不敌哥伦比亚托利马体育队后，罗纳尔多遭到球迷攻击，很多球迷情绪失控。十多年前罗纳尔多得到球迷的崇拜是空前的，但对于逐渐老迈的罗纳尔多而言，当他不能满足球迷们对他的神化需求时，球迷便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，甚至想把他绞死。

由此可见，对于重要人物，人类的情感是爱恨交织的。弗洛伊德通过前人对原始民族的研究发现，原始民族的人民对统治者存在着矛盾情感。一方面对统治者是敬仰的，爱戴的，但另一方面又对统治者有深深的敌意。他们还会将统治者神化，神化到统治者必须为他们的所遭受的一切不幸负责。当统治者无法为他们的不幸而负责时，他们就会对统治者产生强烈地敌意，狠不得将其杀死。人类学家弗雷泽发现：“在塞拉利昂，蒙昧的蒂姆人在选举自己的君王时，保留在加冕前鞭笞这位君王的权利；他们如此热衷于利用这一善意的合法权利，以致有时那倒霉的君王在登基后不久便一命呜呼了。因此，当那些有权势的首领们怀恨某人并想将他剪除时，他们便拥戴他为王。”当然，人们对统治者的情感并非是完全负面的，也有着强烈的爱。弗洛伊德在其《摩西与一神教》中这样写道：“我们知道，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崇尚权威的强烈需要，他们需要一种能够崇拜、能够归顺的权威，以便受它统治，甚至受它虐待”。

一般人都会觉得孩子对父母的情感主要是爱的情感，但如果一个人去探索内心，就不难发现内心存在着的对父母的敌意。即使在孩子心目中是好父母，孩子仍会由于父母的限制或竞争等对双亲产生敌意，只是这种敌意一般被压抑着。父母的限制，父母突然的缺席，父母的忽略等，导致了孩子对父母的攻击和憎恨。人们会把类似的情感移置到统治者身上，针对统治者的敌意情感当统治者不再有权势了，或者统治者不能再满足被统治者的神化需要时，会有了发泄的出口。于是，往往在统治者过世后，“聪明”的政治家和民众们合谋演出了疯狂地丑化统治者的行为，民众们潜意识里面对统治者的敌意往往被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助力。

如果对孩子对父母的憎恨能被理解和倾听，那么恨会减弱，爱会增强，当一个人内心充满爱的力量时，他才是安全的。同样，如果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敌意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倾听，那么恨会减弱，爱会增强，当一个国家的被统治阶级对统治者充满爱的力量时，国家才是稳定而和谐的。